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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车app下载:新媒体语境下“佛系青年”的培植与自我培植

时间:2018/7/1 6:17:52  作者:  来源:  浏览:0  评论:0
内容摘要:摘 要:随性自在、看淡纷争的“佛系青年”价值观风靡一时,青年群体接收这些“符号现实”后共鸣形成“观念现实”,培植效应由此产生。新媒体时代培植效应由单向线性模式转变为“媒介培植受众”与“受众培植媒介”的双向互动过程。随着青年群体自我赋权意识觉醒,媒介更迭带来内容生产方式的改变,加上...
摘 要:随性自在、看淡纷争的“佛系青年”价值观风靡一时,青年群体接收这些“符号现实”后共鸣形成“观念现实”,培植效应由此产生。新媒体时代培植效应由单向线性模式转变为“媒介培植受众”与“受众培植媒介”的双向互动过程。随着青年群体自我赋权意识觉醒,媒介更迭带来内容生产方式的改变,加上搜索引擎黑箱的技术支持,青年群体沉浸于自行编织的信息网中,主导“佛系青年”的自我培植。 关键词:“佛系青年”;培植理论;自我培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157-02 近来,“佛系”一词被青年群体广泛应用于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佛系青年”“佛系养蛙”等衍生词一时“刷屏”无数。关于“佛系”一词的起源,有资料显示,2014年日本某杂志刊文介绍近期流行的男性新品种——“佛系男子”,他们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基本上任何事情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做;总是嫌谈恋爱太麻烦,不想为此费神、费时间,喜欢独身一人。 如今,“佛系”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深受部分青年群体喜爱,不少青年自称“佛系青年”,代表一种“怎么都行、看淡一切的活法和生活方式” ,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的表达。 新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的赋权使得过去被传统媒体平台所排斥的个体具有了“可见性” ,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得以公开呈现,“佛系青年”的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培植效应”,并形成“媒介培植受众”与“受众培植媒介”的双向互动过程,即“佛系青年”的培植与自我培植。 一、“佛系青年”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培植效应 培植效应最初指的是电视暴力节目对电视观众产生长期性的、态度上的影响 ,即大众传播媒介的“潜移默化”作用,最早由伯格纳等人提出,在新媒体时代则衍生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培植受众的效果研究 。格伯纳等人运用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媒介所反映的“符号现实”(Symbol Reality)以及受众主观理解和阐释的“观念现实”(Perceived Reality)来阐释培植理论。 不少青年自称“佛系青年”,是由于其主观理解和阐释的“观念现实”受到新媒体语境中媒体所传播的“符号现实”所影响。 近来出现的“佛系青年”图文及短视频,如“佛系青年”看待脱发——“脱发还有烦恼?不是每个人都脱发吗?”表现的是“I don't care”、看淡世事的人生态度。随着这些符号的“高频”出现,青年群体在潜移默化中接纳这一相对“主流”的符号现实,并产生强烈“共鸣”,不自觉地对自身的“佛系”元素加以放大,生成“观念现实”即“‘佛系青年’的价值观与我的观念相契合”,殊不知这是被新媒体信息所培植的一种与“符号现实”趋同的“观念现实”。 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群体(受众)被媒介所培植的过程可概括为,接收“符号现实”—接纳主流化信息—产生“观念现实”—产生共鸣—形成态度。在媒体“符号现实”的传输层次,青年群体的心理变化可以分为接收“符号现实”和形成态度两个阶段;在媒体传播效果即对青年受众产生影响的扩散层次,他们的心理产生进一步变化,产生“观念现实”并最终形成态度上的认知,其中“主流化”和“共鸣”的环节至关重要。 强调“随缘、随意、随性”的“佛系青年”人生态度所构成的“符号现实”,通过新媒体快速传播并高频出现,便给受众培植一种“这便是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印象,使具有不同社会背景但同样“慵懒随性”的受众在对现实生活的观念认识上趋于一致。这时新媒体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便具有取代多样化社会因素而对人们观念产生影响的能力,它可以超越不同地域文化和不同社会阶层,广泛培植人们关于社会现实的共同印象,代表着一种普遍性和共享性。加上“自嘲”心态的推波助澜,让人“感同身受”且易于传播的表情包和视频等形式的信息符号反复出现,加深这种“观念现实”,青年于是认同并转发,感叹“佛系青年无疑”。 “佛系青年”所表达的,更多指的是看破红尘、“低成就欲望”的人生态度,此为“符号现实”。《大西洋月刊》曾刊文指出:“对于大部分的中国青年而言,成功的公式仍然未变:刻苦学习、努力赚钱、成为‘房奴’、尽早结婚、生养子女。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目标难以实现,接受局外人的身份可能是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生活下去的办法。” 面对高居不下的房价、越发艰难的阶层流动,不少年轻人放弃了抗争,只能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心理问题”,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情感上的宣泄,让自己快乐起来。而“社会现实”中“佛系青年”所代表的应该是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佛系”意在培养一颗平等的心,自我修行,用积极的心态去追求,也用宽广的胸怀来承担,不是一味地妥协和放弃。可是,一如“后真相时代”下真相变得不再重要,“佛系青年”价值观的“社会现实”是否与“符号现实”相一致,已不再重要。 二、新媒体语境下“佛系青年”的自我培植 新媒体时代,“佛系青年”所代表的价值观通过丰富多样的新媒体渠道,以多种呈现形式和碎片化的形态将青年群体裹挟。受众无时无刻不被沉浸在由媒介构建的“第二手真实”当中,但与此前的线性培植不同的是,青年群体可以通过高效搜索引擎找寻并更加沉浸于与自身“观念现实”相符的“理想乐园”,也可通过自发提供内容(UGC),重新建构网络内容并营造网络氛围,形成“自我培植效应”。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话语权的垄断,传统的“传—受”结构被改变,新媒体时代公众由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变为了主动传播者和分享者,媒体话语权出现了弱化现象, 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自我赋权。文化精英或草根阶层都能利用新媒体平台自由地表达观点,满足排遣压力的利益诉求。 而新媒体平台的自反性陈述和论证性表达,亦有利于形成公共讨论 。普通青年群体在“佛系青年”价值观的表达中获得话语权——随时随地以多元的渠道传播表达自己的观点,上传、下载和分享都更加便捷,畅通的渠道使“佛系青年”不断“自我培植”。 新媒体之所以影响“佛系青年”社会认知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便是青年受众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度。 对手机及互联网的接触时间长、关注程度高、信赖程度高等因素,使得青年受众(“手机重度用户”)处于“佛系”价值观念的沉浸中,自称为“佛系青年”的现象日趋“主流化”,缩小或无视观点和行为上的细微差异。青年群体了解到“佛系青年”所代表的价值观后,与自身状态结合产生了共鸣,倾向于使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以及创作、上传或分享,带着戏谑和狂欢的心态,“佛系青年”的自我培植也在循环反复中变得无意识。 大数据时代,用户信息搜索的步骤是“兴趣、搜索、选择、共享”,并依照“追踪(track)、分享、个性推送”接收信息推送。有时候互联网搜索并不能够告诉人们自己在社会环境中的真实位置,原因是搜索引擎的黑箱工作模式:{关键字}真包含于{搜索结果}真包含于{搜索引擎}。一些大型搜索引擎倾向于通过数据分析搜索者的需求,进而满足用户需求,比如相似关键字推荐,很可能使“红者愈红,黑者愈黑”。用户若认同“佛系青年”的价值观,出于兴趣,对这类信息进行浏览和检索,在搜索引擎的黑箱下,搜索得到的结果大部分是应和自身价值观的“佛系青年”信息,进一步自我验证,无疑通过搜索引擎黑箱潜移默化地营造了一个自我培植的环境。 三、结 语 随着媒介迭代的变革,新媒体时代的培植理论迈向了以“交互而非单向、动态而非稳态”为特点的非线性交叉传播为主的新模式。媒介通过重复性讯息构成主要的符号环境,潜移默化地培养着受众的“现实观”,受众自行生产并传播的信息又悄然影响着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培植与自我培植正循环往复地进行,培植效应不断加强。 新媒体时代下,自称“佛系青年”的青年群体尽管在其人口统计学上的变量有诸多不同,但通常会共享某种观念,比如经常接触互联网的青年用户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主流的、标准化的意识形态,其中便包括“佛系青年”。尽管这种“主流化”可能只是热点推送或“朋友圈”等新型媒体传播形态“营造”出来的一种“符号现实”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现实”。相较之下,其他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对“手机重度用户”的影响就大大减弱了。 此外,互联网的“动员效应”(mobilization effect)和“去动员效应”(demobilization effect)不容忽视——当感知到网络舆论整体“无知”或“反对”的意见氛围时,个体将会抑制自己的注意力和行为意向,拒绝对公共议题发表观点, 因此“符号现实”并非“社会现实”的全貌。受众被“符号现实”包围,越来越无法拒绝媒介信息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法拒绝“被培植”,也并未意识到自身已被各种与“社会现实”不尽相符的“符号现实”所培植。尽管如此,受众仍可反过来运用互联网信息检索平台,检验“符号现实”的真伪或准确度的高低,而不是继续被可能是错误的“符号现实”所培植。 参考文献: [1] 日本杂志介绍最近流行的男性新品种:“佛系男子”[EB/OL]. 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213/c35467-24344982.html. [2] 也说“佛系青年”(民生观)[EB/OL].http://paper.people.com.cn/ rmrb/html/2017-12/13/nw.D110000renmrb_20171213_2-13.htm. [3] Downey J, Fenton N. New media, Counter Public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J].New Media & Society, 2003,5(2):185-202. [4] Gerbner G, Gross L.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76,26(2):173. [5] Tsay-Vogel M, Shanahan J, Signorielli N.Social media cultivating perceptions of privacy: A 5-year analysis of privacy attitudes and self-disclosure behaviors among Facebook users.[J].New Media & Society,2018,20(1):141-161. [6] 龙耘.电视与暴力:中国媒介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7] 中国青年并非一直都“佛系”,也曾“震荡”过[EB/OL]. http://nanduguancha.blog.caixin.com/archives/173593. [8] BBC对话中国正牌90后出家人:真正“佛系”不是消极避世[EB/OL].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1230/2249950_2.shtml. [9] 陈伟球.新媒体时代话语权社会分配的调整[J].国际新闻界,2014,36(5):79-91. [10] Anduiza E, Marta Cantijoch M, Gallego 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ternet[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9, 12(6):860-878. [11] Carpini M.X.D, Cook F.L, Jacobs L.R. Public Deliberation, Discursive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 Engagement :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 7(7):315-344. [12] 董瑞丰.互联网涉入程度与涵化效果的关联性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06. [13] Davenport C.How Social Movements Die: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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